近日，多位“分转商城”的平台用户向财联社爆料称，该平台以“积分电商”名义运营，但实际流程中涉及征信授权、风险评估、会员付费等环节，不少用户在付费后并未获得贷款，退款亦存在障碍。
为何消费商城会涉及贷款纠纷？经过调查，财联社记者了解到，此类商城涉嫌以消费名义获取贷款，已成为信贷资金获客的灰色通道。而且，这种行内俗称为“商城”的模式已经引发监管关注。
11月19日，华南某省地方金融监管人士对财联社表示，已关注到市场上类似现象，目前摸底全国类似“商城”平台至少超千家，单家月交易额最高在2亿-3亿元，预估全年合计约6000亿流水。更重要的是，商城模式以3000元左右消费贷款为主，涉及人群基数比较大，容易引发集体投诉事件。
据了解，与传统助贷模式借款人提交申请，完成贷款匹配后再收费的模式不同，商城模式多数情况下通过发展会员方式吸纳准贷款客户，收集客户资料并与资方进行匹配。这一过程已发生“会员费”等相关费用，但平台不保证后续融资成功。
客户如与资方匹配成功，实际的放款流程则隐藏消费过程中——即客户“购买”某一“商品”，但并不收到货物，而是获得一笔名为“消费分期”的贷款资金。部分商城甚至提供回购服务，低价回收客户此前“购买”的相关“商品”，进一步获得息费收益。对逾期客户，平台亦会介入催收等贷后管理链条。
受访业内人士透露，经过多重收费，此类平台向用户收取的总息费水平将明显超过24%，甚至达到36%以上。
11月16日，北京某资深金融行业人士对财联社表示，监管政策趋严下，近年来涌现的“商城”引入“前置收费”、“会员服务”模式，其目的就是为避免触及利率或通道费认定边界，提高实际息费水平。
消费商城暗藏贷款导流，前置收费引发大量投诉
天眼查显示，分转商城运营主体深圳市分转科技有限公司，成立于2023年10月，是一家以从事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为主的企业。企业注册资本500万人民币。
分转商城声称，可以“凭借强大的整合与兑换能力，打破线上线下壁垒，实现积分通兑消费”。截至目前，分转商城注册用户超过500万人。
然而，在消费保、黑猫等投诉平台，有关分转商城、雪花商城等擅自扣会员费不退费、诱导贷款甚至不当催收的投诉，却合计接近3000条。
11月18日，财联社记者以消费者身份下载分转商城APP并咨询分期贷款业务，被告知须提供个人全名、手机和身份证信息方能继续，在获取资料后客服又称最终贷款额度以资方批复为准。
财联社记者在分转商城APP隐私政策发现，该平台要求收集信息的主体包括与分转商城合作的金融机构（包括但不限于银行、消费金融公司、小贷公司、信托公司），根据实现业务功能目的需要触发收集。
11月19日，华东某省小贷公司协会人士对财联社表示，商城一般收取200-300元会员费，看似不多，但对于贷款目标在3000元的主力人群而言，相当于增加10%息费成本。叠加平台的回购利差，各类鉴定费、服务费等，实际息费水平可能超过36%。
该人士进一步介绍称，这一模式与信用卡套现不同。信用卡套现，客户一般已获得银行授信额度，其目的只在于套取现金并规避贷后监管。商城目标则是获取新晋信贷客户，因此商城需要预先收集审核个人征信信息，再向持牌机构或关联机构申请贷款，但并非所有申请都能如愿。
财联社记者梳理发现，消费保平台存有近千条涉及商城平台以介绍贷款为名，诱导客户缴纳会员费的投诉。
11月16日的最新案例显示，一位分转商城用户称，其注册登录分转商城app后，被诱导购买积分以领取贷款额度，但后续贷款没有获批。平台在未告知情况下，用户发现存在次月291元的还款费用。
针对以上监管与行业内人士的看法，11月19日，财联社记者多方渠道试图联系采访分转科技，截至发稿未获回应。
“四不像”模式，监管、行业争议“高利贷”
接受财联社记者采访的监管人士和行业人士较为一致认为，商城模式客户最终是为了取得贷款而非货物，内核是融资借贷无疑。
但碍于商城运营主体多数为非金融机构，融资过程隐匿在消费行为的“外壳”中，尽管其综合息费水平已经超出了现有法规认定的高利贷24%水平，目前在实践中还无法被有效界定为违规放贷或者高利贷，并按照金融监管法规来处置。
“只要最终目的指向信贷撮合，就有助贷的可能空间。但这类通过积分或虚拟权益转移收费的模式，难以从根本上杜绝”，广州某律所资深经济律师对财联社表示。
11月20日，北京一资产管理公司负责人对财联社表示，本质上商城模式属于用虚假消费或贸易来实现融资的目的，而且综合息费高出法定的水平。是否属于高利贷，目前业内和监管还存在争议，最核心问题是证据链条如何固定。
财联社记者注意到，因为商城模式隐秘且收益可观，游离于监管缝隙之中，近期有不少机构和资金正跃跃欲试。
11月20日，两位金融行业人士透露，部分助贷机构和资产管理公司近期正在筹备开设商城，以迎合当前的市场需求并寻找新的发展空间。
上述监管人士还透露，下半年来注意到部分商城开设黄金珠宝消费分期业务，同时与回购业务结合，由于此类商品金额大、受众广、热度高，容易滋生新的风险甚至存在洗钱嫌疑，目前正在密切关注。
短期资金需求仍存，助推变相中介、平台生长
公开信息显示，2020年以来，监管层持续推进对互联网助贷与贷款超市的规范整治，包括对合作机构的资质要求、对外包环节的穿透式审查，以及对收费项目的全面纳入成本评估等。随着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被明确至24%，此前广泛存在于中介机构的高息返佣模式大幅收缩。
但是，贷款中介依然本着高风险高收益的理念，没有放弃寻求高利润的客群，从线下转入线上，做起套现和助贷类业务。
在受访人士看来，各类变相中介、平台容易死灰复燃，根本原因在于资金供需两端的需求仍存。
一方面，在零售贷款市场中处于弱势的中小金融机构，迫切需要业务增量，尤其在季末、年末时点。
11月初，北京某助贷公司人士对财联社表示，10月份助贷新规实施后，部分资金成本高、溢价能力弱的银行，比如民营银行和部分城商行较为激进，甚至要求助贷平台导流“超标”（综合融资成本24%以上）的客户给它们，增强利差。
11月17日，上海某互联网助贷机构业务人士也表示，2020年前后，非持牌机构运营的二级贷款超市兴起关键因素，就是中小银行对于外部获客渠道的高度依赖。
半年报显示，与大行零售贷款动辄两位数增速相比，股份行和城商行增速均为个位数甚至负增长，如杭州银行上半年经营贷、消费贷双降，导致个贷总额减少64.70亿，降幅2.12%；青岛银行经营贷、房贷和消费贷全线下跌，个贷总额降幅为3.2%。
另一方面，部分社会人群短期借款需求不减，周转需求旺盛客观上助推中介平台兴起。
上述深圳大行零售业务人士表示，近三年来由于就业、房贷和各类生活变故导致相当一部分人群需要小额、高频的资金周转，这些资金不是购置大宗物品，而是平债甚至是用于日常生活，此类业务银行、消金公司无法及时便捷提供，只能去低征信门槛、快速放款的各类互联网平台寻找机会。
前述监管人士透露，此前曾有针对此类商城的处置案例，某一线城市市场监管局以“非法交易”的罪名对某商城进行了关停处置。但这一处置模式，因商城的交易模式相对隐蔽和专业、执法成本大而无法推广，故多数情况下只能先规范金融机构通道业务。
公开信息显示，年初湖南浩瀚汇通小贷和广州熊猫小贷曾因此被地方金融监管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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